与军政当局接触，进行合作抗日谈判的地区。1937年3月5日，设立在香港的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向中共闽粤边特委发出指示信，告知党中央已将“抗日反蒋”口号改变为“联蒋抗日”，争取实现国共合作，明确指示“南方党与红军游击队在这一紧急任务之下，应加紧共同一致动员，向军队进行协作谈判”。
按照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指示，中共闽粤边特委从4月下旬开始，先后派何鸣等为代表同驻漳州的粤军第一五七师代表举行多次谈判。但方面倚仗其军事优势，对国共合作抗日缺乏诚意，在谈判期间继续不断向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发起军事进攻，甚至无理拘押中共谈判代表何鸣等人。
中共闽粤边特委从民族利益出发，克制忍让，继续同粤军举行合作抗日谈判。经过多次协商和斗争，双方达成了“六˙二六”协定。这一协定标志闽粤边地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认，宣告闽粤边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
可军队却暗藏着吞并与消灭红军的祸心，企图将红军游击队改编归其直接指挥，抗日统一战线的背后危机四伏。由于何鸣过高估计了粤军上层的抗日态度，忽视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仍存在国共两党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急于与粤军达成抗日协议，失去警惕，面对狡猾的犯罪分子，未经特委同意，擅自接受粤军要红军拉到漳浦整编这一无理要求。
“六˙二六”协定签订后，闽南红三支队集中前往漳浦平和县小溪镇整编，番号为闽粤边保安独立大队。卢沟桥事变后，又奉命开抵漳浦县城，集中驻扎于孔庙。7月16号上午，一五七师以集中点名发饷和整训为名，诱骗部队到体育场集合。反动派调集重兵，采取突然袭击的阴谋手段，将集中于体育场的近千名红军指战员包围缴械，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漳浦事件”。
就在同一天，当局还包围袭击了正在诏安县月港村召开的云和诏县委扩大会议现场，当场开枪打死了县委委员罗贵庚。
正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两党刀兵相见长达十年之久，要化干戈为玉帛，实现再次合作，绝非易事，“漳浦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插曲。历史证明，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形成，并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中国以民族大业为重、抛弃前嫌的宽广胸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漳浦事件发生后，急电中共南委书记张云逸，要他立即找福建地方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将所缴的何鸣部的人枪全数退还。为了揭露妄图趁国共和谈之机，吞并和红军游击队的阴谋，1937年9月30日，在关于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整编原则的指示中，进一步强调和谈整编时，要坚持独立性，坚决反对投降主义，严防的暗算。10月，在福州三角井福建省长陈仪家中，经张云逸与福建地方当局谈判，福建地方当局交还了收缴武器884件。
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在西安事变后，对南方各游击区用“围剿”政策企图消灭红军游击队，卢沟桥事变后又改用调虎离山的政策，企图削弱我军力量，全党要以“何鸣危险”为警示，在党内在全国“一定要克服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1938年1月，新的红三支队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二营。此后，“漳浦事件”还被收录进《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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